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国际公约的方式推动的一项人类事业。中国积极参与其中，既是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表现在制度建设、资源投入，还表现在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保护方式的创新上。这些努力使中国在160多个缔约国中脱颖而出，成为保护成绩最为卓著、保护方式最有特色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非遗保护最突出的表现在国家四级名录的建设和教科文组织名录的成功申报，而中国保护方式的独特性在于对整体性保护的不懈探索与实践。
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兴旺同时体现在国家层次和地方层次上。很多成功的经验本身就来自地方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的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传承的文化，总是与地方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从地方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比较具体、生动地看到中国经验的鲜活样本。
作为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浙江宁波也有内在动力和经济实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一格局中，宁波基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非遗存量的丰富性，积极作为，创立了非遗保护的宁波模式，在整体性保护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宁波文化的历史构成与整体代表性
宁波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当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其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渗透，共同构成了宁波文化多元丰富的文化体系。
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体系
宁波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西接绍兴市的嵊州、新昌和上虞，南临三门湾，并与台州的三门、天台相连，下辖海曙、江东、江北、镇海、北仑、鄞州6个区，宁海、象山2个县，慈溪、余姚、奉化3个县级市。宁波市域西南为浙东低山丘陵区，四明山脉沿西南—东北走向横穿。天台山支脉由宁海西南入境，经象山港展延为南部诸山。这一带山峰起伏，岗峦层叠，盆地众多。由于饮水、居住条件良好，加之盆地内部散布着小块田地，成为较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带。宁波东北部和中部属于宁绍平原组成的甬江流域平原。由于这一带地势低平、江河密布、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是浙江省内开发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和居民聚落密集的区域，为农耕文明的孕育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宁波西部的平原地带就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体系。根据考古发现，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上千件完整陶器和50多万件陶片，可以证明早在7000年前宁波的先民已经完成了从生食到熟食、从渔猎到定居、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稻谷遗迹、动物肋骨制作的农业生产用具，干栏式建筑和榫卯结构建筑遗址，以及篆刻在陶器、木器上的花纹，显示着河姆渡先民在稻作、建筑和原始艺术等方面都已达到较为发达的水平，有力地论证了长江流域的宁波亦是中华农耕文明发源地之一。这一独特的文化地位，让宁波在文化原创与传统维护上有足够的自信和热情。
如果说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宁波当地发达的农耕文明，那么与中原文化的长期密切交流，尤其是文人迁徙流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渗透，则推动宁波文化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特质。
据文献记载，早在商代，浙东沿海即现今宁波一带，就已经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频繁;西周之后，浙江与华夏文明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春秋之后，越国已经使用华夏文字，以华夏语作为官方语言，越王室的编钟出土表明越国的礼乐风俗受到中原和荆楚的影响。
秦以后，在浙东地区发生了五次人口迁徙，加强了中原文化与浙江文化的融合。秦王朝对越族采取强制归化政策，促成华夏文化在浙江地区的发展渗透;西汉时北人南迁，包括大量携带先进农业、手工技艺的北方劳动人口、中原人才及其学术思想也随之传入;三国吴孙权执政强迫聚族而僻居的越人下山;西晋迁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汉族政治文化中心南迁，推广和发展农业、手工业技术，推动商业进步。尤其南迁中包含谢安、王羲之等文人学士活跃了浙江文坛，推动了当地世风由尚武转向崇文;南宋定都临安，中原文化的数千年精华随之荟萃于此。浙江文化从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中原文化对于浙江地区的渗透，突出表现在儒家思想在这一区域生根发芽。两宋后，随着浙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东地区也成为全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产生了如金华学派、永康学派等对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性学派。如黄宗羲所言：“宋之南也，浙东儒学极盛。” 两宋之后，作为浙东文化的先驱，儒学在宁波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宁海形成了方孝孺为核心的文人群体，推动儒学在宁波广泛传播。
伴随中原文化在宁波地区的渗透，佛教也逐渐融入宁波社会，成为宁波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游化会稽，收会稽人陈慧为徒弟，是佛教传入浙江的最早记载。而早在佛教传入浙江之时，宁波便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和雪窦寺三大佛寺在西晋时期便已初具雏形。唐宋时，佛教在宁波大为盛行，禅宗、净土宗和天台宗等多个教派在内的高僧大德在甬传道授徒、立场扬法。
起源于西部平原的河姆渡遗址，显示着宁波原生的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的特征，而随着中原文化对宁波社会的传播与融合，伴随着儒家观念与佛教思想对宁波地方社会的渗透，在改变宁波地域文化特征、形塑宁波文化基本格局的同时，亦强化着宁波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组成的重要特征。
除了在与中原文化交流激荡中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之外，宁波当地的海洋文化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与西部平原不同，宁波东部面朝广袤的大海，其大部分海域水深在50米以上，附近钱塘江、曹娥江和雨江等河流携带大量的泥沙和营养物质，形成了宁波丰富的海洋滩涂资源。此外，宁波境内岛礁星罗棋布，共有441个，其中有人岛和临时住人岛各有200多个，总面积达256.3平方公里。
特色鲜明的海洋文化表征
新石器时代后，在西部甬江平原遭受海侵的同时，一部分原来居住在此的古越人便开始向东迁徙，沿海而居，开始了古宁波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过程。在距今6000多年象山塔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处发现的鱼蚶图腾、蚶壳纹陶支座与陶鱼鳍形鼎足，显示着早在6000多年前，早期的塔山人便以“耕海牧鱼”的劳作方式，对海洋资源进行着开发。元《四明续志》载，象山县石浦镇以独特港口之利，秦汉时期就有海上渔商活动;唐宋以后象山海洋渔业已非常发达;明清时象山县石浦渔港，被冠以“浙洋中路重镇”之称;清末象山北部的爵溪大黄鱼捕捞产量居中国沿海地区前列;近代以来象山县海洋渔业闻名全国，尤其以石浦渔港为最。
旧时交通不便，水路成为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式。地处海洋的区位优势，使得宁波的海洋贸易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展，当时近海岛屿上的渔贩盐商和滨海地区商贩来宁波开展集市贸易。伴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宁波的商业贸易也有了长足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明州(今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大量丝织品和越瓷通过明州港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南宋期间，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官方都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吸引了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商人的蜂拥而至，开展陶瓷、茶叶和丝绸的海上贸易。
与传统农耕文明重农抑商的价值相对，海洋贸易使得宁波民众很早就形成了农商并举的地域文化。春秋之后，在越国谋士计倪、范蠡等人提出商业经营的理论下，统治阶层采纳了“农末俱利”的主张，促进了宁波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时期，伴随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儒家思想在当地影响日盛，儒士们更强调推动农业发展，压制商业贸易。在这一背景下，宁波本地形成了支持商业贸易的“浙东学派”，在意识形态上为宁波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浙东学派是浙东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在公私观念上，他们主张“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公天下”，在经济观念上，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在“富民”观念上，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在义利观念上，主张义理和义利统一。浙东学派的思想观念，契合了宁波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主张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和注重实际的观念，也成为浙江人文精神的主要表征，在冲击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宁波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宁波是浙东北宁绍平原的经济中心，也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和造船基地，城市商业的兴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诚如明代王士性所言：“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商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传统中国农业文化、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整合为一种更为优化、丰富和系统的宁波文化体系，在丰富中华文化构成的同时，弥补了中华文化中海洋文明的缺失，深刻影响了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的形成。
概言之，宁波独特的地缘地貌使得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此交汇。开放的海洋让宁波成为商业发达之地，“甬商”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发轫于农耕文明的手工技艺在商业运作下愈发精致细腻。宁波虽处吴越，却较早受到中原文明洗礼，儒家思想深植于民众社会关系和精神世界。宁波的文化生态让宁波成为人民有机会自主经营美满生活的福地，它是人类稻作文化发轫之地，中国浙东学派集大成之地，农工商协作营造舒适精致的传统生活方式之地，也是近代以来走向世界的前沿出发之地。宁波文化的丰富内涵应该被视为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整体，它既是通常认为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真实而完整的中华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代表。对宁波文化的整体性和代表性的认识，对于宁波非遗保护至关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宁波实践
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地方历史路径，可上溯至河姆渡农耕文明，近代日益重要的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贯穿其中的手工技艺共同构建了宁波的非遗体系，使当地的非遗项目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而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传承实践也走出了自己的创新之路。
宁波的非遗保护早有积累。1979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编撰工作，当时宁波数以万计的文化工作者和民众也参与了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对宁波本地的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摸底盘查。1988年至1989年，宁波文化部门陆续完成了宁波市和11个县市区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继而陆续编辑、出版了《宁波民间舞蹈集成》、《宁波民间器乐集成》、《宁波民间歌曲集成》、《宁波曲艺志》等七大集成，抢救、整理了60多万字的宁波传统曲艺精品。1996年，宁波文化部门推出以民间艺术的挖掘、创新为内容的“一乡一品”创建活动。这一活动以乡镇为单位，以地方社会的民众为参与主体，挖掘地方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的民间文化，对后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开始和顺利开展奠定了专业的基础。
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观念
宁波的非遗工作在多方面体现了整体保护的理念，其中最基本的是整体的遗产观和公共生活的整体观，前者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一体，后者把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重建视为同一个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
注重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结合。作为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唐宋以来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浙东文化的渊薮之地，古城宁波不仅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千年文明的积淀更让宁波形成了大量的历史街区和文物古迹，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1986年，国务院公布宁波为历史文化名城。目前，宁波市域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文保单位29处，市、县(区)级203处。拥有城内月湖、永寿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和余姚、慈城、石浦、梁弄、前童、鸣鹤等城镇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文化资源大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成为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同是作为人类文化的结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尽管两者在存在形态上存在差异，但两者均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表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在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保护。同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题中之义，对两者保护的诉求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其次，作为人类文明的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必须以传承群体的人为载体，依存于一定的时空。作为时空形态呈现的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必然是依存于物质文化营造的场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着人类文明活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宁波非遗项目前童抬阁便是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相互依存的例证。作为民间游艺的代表，技艺精湛的前童抬阁是在年节庆典时，在前童古村内举办的童姓宗族共同参与的仪式实践。这一仪式实践发生在前童古村这一物质文化的场域内，并通过村落空间的巡游起到了勘定村落边界、凝聚村落认同的作用。在这一仪式实践中，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营造了传承的空间与场域，甚至其本身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重要组成，成为文化传统中不可缺少的意义符号。
整体保护理念还体现在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重建的结合上。如果不把文化遗产与现实生活视为一体，如果不把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社区、群体视为一体，仍然不能说是真正的整体保护。作为社群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作为公共文化被群体共享和实践的。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遭受着不断边缘化的过程。在世纪之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疑充当了重建中国社会公共文化的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能够充当并成为重建中国社会公共文化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即是传统社会中的公共文化;另一方面，在社会进步的当下，恢复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本源，也是当代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尊重的必然要求。只有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再限于越来越成为少数的“民间”，而是成为公众可以参与、分享的文化时，整体保护才成为现实。
从“三位一体”模式到现代非遗传承保护体系
宁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探索与创新凝结为现代非遗传承保护体系建设，其中，“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形成与完善是最为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建设有其形成的过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宁波市文化部门就开始对全市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推进，宁波市文化部门对于市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宁波市文化部门遭遇了如下的困境：一方面，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为找不到传承人而无法传承;另一方面，一些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很感兴趣，主动希望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传承来源。
宁波市文化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非个案。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将民众日常生活中正面临着传承危机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是在既有的文化遗产传承空间消解的基础上，通过多样性的手段为其重新营造一个自然的、活态传承的空间，并将其重新纳入社会运行的秩序之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社会的传承。从学术意义上来看，这种保护的实质是在社会结构巨变的前提下，重新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公共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存空间与定位的过程。然而，我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将原本属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遗产分为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并在此基础上立足项目与分类进行空间重构。然而，这种分类只是基于学科标准基础上的产物，并没有结合遗产作为民众生活文化的组成特征提出具体的保护策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宁波市文化局面临着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人对接的问题，实质便是如何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文化重新定位、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过程。
基于多年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2009年，宁波市文化部门开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三位一体”的传承模式。具体而言，“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将非遗项目、传承人和传承基地三者进行捆绑保护的特殊模式。“三位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将保护的主体落实到传承基地，并将传承人纳入传承基地的单位进行管理，明确了传承人的角色定位，即只有在传承基地中承担了传承义务的传承人才有资格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强化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名录的考核，将同时拥有传承人和具备传承基地作为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前提，并规定传承基地必须聘请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经过多年的探索，宁波现代非遗传承保护体系逐渐形成了博物馆保护、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校园传承等多样形态的保护模式。
博物馆保护。博物馆保护是指采用博物馆的形式，以文化展览的方式，通过图像、视频以及实物等材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藏、保护、研究与展示的过程。以博物馆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建立在对遗产本身存在形态考量的基础上，其意在展览的方式上重建一种嵌入性的公共文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
从1997年宁波慈溪兴起第一家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开始，在经历了从慈溪发轫，宁海、象山等地民间非遗博物馆的纷纷兴建，再到鄞州区博物馆的集群发展，宁波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已经发展到了40余家，其中宁海县的“十里红妆”博物馆、象山县的德和根雕艺术馆、鄞州区的朱金漆木雕博物馆等是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突出代表。在鄞州区，更是形成了由20余家博物馆构成的非遗博物馆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筹建与管理的过程中，宁波市文化部门结合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探索博物馆的运作模式，逐渐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国助民办、合作联办等多种运作方式。
国助民办模式，即政府出资或在土地使用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帮助民营企业及个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早在2004年，宁波市政府就明确提出建设以宁波博物馆为龙头、专题性博物馆和行业性博物馆为两翼，民办博物馆为重要补充的宁波博物馆体系。2005年，宁波市政府出台相关意见，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博物馆，规定民办博物馆享受国有博物馆同等待遇。2010年，宁波市出台《关于促进我市民办博物馆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发展一批非遗博物馆，并提出了详尽有力的扶持措施，同时决定在“十二五”期间市财政每年拨付1000万元用于扶持民办博物馆建设。
合作联办模式，即政府与企业、个人合作联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形式。宁波本地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不少具备文化资本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成为企业的经济支柱，而合作联办的模式正是建立在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这一实际的基础上，企业或者个体业主为博物馆的投资主体，博物馆的日常运营依托于企业的支持，通过兴建博物馆的方式，在达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双赢。以宁波服装博物馆为个案，服装文化在宁波有着悠久的历史，“红帮裁缝制作技艺”是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1998年，宁波服装博物馆由宁波轻纺城集团公司发起建设。为了更好地运营和展示，2007年，鄞州区政府决定迁址重建，在鄞州湾底村的天宫庄园景区投资建设新馆，同时委托天宫庄园景区负责管理、运作。宁波服装博物馆对于传承宁波本地红帮裁缝的制作技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博物馆的建设，亦是在无形中宣传与推广了宁波的服装企业，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生产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是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
传统手工技艺与传统美术是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存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早在2007年宁波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中，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美术类涵盖了近2000个项目。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涉及宁波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至今仍然与宁波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存量现状，宁波市文化部门对一些基础较强，并有一定社会需求的以传统工艺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用保护核心技艺、完善相关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环节进行生产性保护，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宁波市政府通过资金支持、项目补贴、政府重点采购和后期奖励等多样化的方式，对符合政府重点支持方向的非遗产品、服务和项目的生产性保护进行资助。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政府资金支持下，走上了市场化运作的轨道，成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取得了经济效益与文化传承的双赢。象山德和根艺美术馆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象山德和根艺美术馆以生产高档竹根雕礼品为主，馆长张德和是中国根艺美术大师。在宁波文化部门的资金支持下，他首创驻馆创作的方式，引进9名创作人员常年在馆学习、创作竹根雕。他本人在生产基地现场教授、指导竹根雕技巧。创作人员所雕作品统一使用德和堂品牌，既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又稳定了学徒们的收入。目前，象山竹根雕已成为国内知名艺术品牌和文化产业名牌，成为该县重点文化特色产业。近年来，宁波市有关部门共策划包装非遗产业项目近40项，先后在国家文化产业网、义乌文博会、深圳文博会等进行项目推介。此外，宁波市每年举办工艺美术精品展览会，展出展品上万件，对扩大宁波非遗企业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基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纳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进行保护，超越了就项目本身进行保护的思路。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构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的最重要方式。构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对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空间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民俗生活保护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良好的、互动的关系。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这一诉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于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结合的诉求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社会文化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意义，主张从空间层面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场域，在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
宁波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海洋文化具有代表性。宁波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以象山最具典型性。三面环海的自然环境形塑了象山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象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超过百项，有着包括徐福东渡传说、晒盐技艺，渔民开洋、谢洋节和象山—富岗如意信俗等一系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山本地更是有着多样形态的海洋物质文化。石浦渔港古镇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拥有着王将军庙、妈祖庙和城隍庙等多个信仰活动空间。此外，象山本地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建筑格局和院落格局。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中，形成了共同拥有、互相帮扶的村落性格。就整体层面而言，围绕海洋而生的象山渔文化是一个活态的文化生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中，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构建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
除了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外，宁波本地还有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个，市级文化生态保护区5个。大力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维系并传承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的良好生态，已经成为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主要贡献。
校园传承基地建设。在社会结构巨变的当下，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村落、传统社区甚至家庭结构等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依存的传承场域正在逐步消解，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遇着传承土壤缺失而带来的传承危机。作为民众生活文化的组成，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社会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现代文明最为重要的传承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正是基于对学校教育的这一认知，在结合本地文化传统与教育发展水平的前提下，选择在本地区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契合本地区发展状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并通过邀请传承人进入校园，将其纳入制度性的学校课程，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社会的活态传承。
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是传承的问题，而传承的关键是青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之初，学校传承就开始受到重视。各省市和地区的教育部门、文化部门积极支持、鼓励、帮助各级学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体系。此后，在这一政策的鼓舞下，成都、温州、恩施等地的中小学纷纷选择本地区的标志性文化项目，以多样化的形式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2007年，宁波市开始有选择性地让一批颇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进校园，通过与中小学校的合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从2007年至今，宁波市已经建立起多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地，形成了包括奉化市尚田镇中心小学“奉化布龙”传承基地、奉化市萧王庙街道中心小学“奉化吹打”传承基地、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蛟川走书”传承基地、余姚市泗门镇中心小学“犴舞”传承基地、北仑柴桥实验小学“造趺”传承基地、北仑区梅山学校“水浒名拳”传承基地、余姚市肖东第一小学“姚剧”传承基地、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宁海狮舞”传承基地、奉化市高级中学“奉化布龙”传承基地在内的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校园传承基地。诸多校园传承基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除了将传承人请进课堂，在讲台上传授技艺以外，还通过让学生走出校园，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日常生活中的展演等多样性的手段，实现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与象征属性的双重传承。
除了与小学合作之外，宁波市文化部门还与高校合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引入大学课堂，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同时，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产业化运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010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引入民间艺术、绝技绝活，先后建起了书法工作室、茶艺工作室、剪纸艺术工作室、根雕艺术工作室、风筝艺术工作室以及漆画艺术工作室6个非遗工作室，对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宁波现代非遗传承保护体系在系统观念、统筹管理、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体现了对于整体性保护的探索，对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较强的示范与借鉴意义。从学术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质是数千年来民众相沿成习的日常生活，只是在社会结构巨变的当下，作为民众日常生活失去了既有传承场域，无法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中找到定位，并失去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逻辑，由此导致传承的危机，才会成为保护的对象。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传承场域重构的问题。宁波现代非遗传承保护体系对于传承基地的强调，正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场域重构的回答。与生产性保护的单一的传承基地不同，宁波现代非遗传承保护体系中的传承基地更为多元，包括了博物馆、生产性保护基地、文化生态保护区、学校和公共文化活动等多样化的形式。不同特征的传承基地，实际上代表着现代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多样类型。
探索用更好的代表性充实保护的整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我们对整体性保护认识的提高。保护工作要落实在具体的项目上，但是具体的项目之所以能够立项，关键在于它们的代表性，因此保护工作的主线就是不断优化具体项目对于文化整体的代表性。
宁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上做出了成绩，从保护工作内部作为一个整体的“三位一体”模式到地方社会生活整体的“现代非遗传承保护体系”，既是宁波对于地方文化整体性认识的不断提升，也是通过相应的工作方式对项目代表性的不断拓展。但是相较于宁波在文化上的总体特性，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需要进一步优化对于宁波文化的整体代表性。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宁波的山海之间交汇，这里是“宜耕宜渔”之地;宁波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港口通达，促进了宁波工商业的繁荣，这里也是“宜工宜商”之地。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也呈现了海洋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工商文化的特征。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够在总体上代表宁波的这三个文化面相，应该进一步成为我们今后判断宁波非遗整体保护的新尺度。为此，我们可以根据宁波文化生态构成的地域特征，把宁波市的文化版图划分为以象山县为核心的海洋文化保护区;以余姚市和慈溪市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保护区;以鄞州区、宁海县、奉化市为核心的工商文化保护区，进行突出区域特性的规划与实践，最终让宁波文化的整体保护进入一个新阶段。
加强以象山县为核心的海洋文化保护区建设。象山县虽然已经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是其主题是海洋渔文化，范围有限。象山具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具有海洋文化的广泛内容。晒盐、渔民造房、捕捞习俗、船饰等物质生活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海洋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祈求平安、丰收的妈祖信仰以及其他传统仪式，与海洋相关的徐福东渡传说、象山渔民号子、龙舞、鱼灯舞等，都是海洋文化的代表作。海洋文化保护区以沿海地带为依托空间，打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海洋生产、年节体系、民间艺术之间的分类，以群众性文化活动空间、生态文化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为重点传承，建立并完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的传承体系。
以鄞州区、奉化市、宁海县为核心，辐射宁波城区(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建立工商文化保护区。这一区域是宁波手工技艺的富集区，所谓“三金一嵌”(朱金漆木雕、泥金彩漆、金银彩绣、骨木镶嵌)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此外，前童元宵行会、宁海十里红妆婚俗等宁波最为典型的民俗活动在这个区域非常繁盛。手工技艺和民俗活动又因为商业的兴盛发达而变得越发精致和盛大。在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设中，这一区域应以城市空间为依托，紧扣区域内的商业习俗、手工技艺和年节体系，构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生产性保护基地、民间文艺传习所、城市公共广场为代表性的现代都市工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体系。
以慈溪、余姚为核心，建立农耕文化保护区。位于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几千年来，以稻作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在余姚和慈溪两地传承。余、慈两地的青瓷烧制、土布制作、姚剧、浙东婚俗都是农耕文化的反映。保护区要立足本地农耕文明、吴越文化的特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基地和举办大型群众性参与活动为重点，打造适应现代生活的传统乡土文化保护的特色区域，对宁波市建设新型城乡关系、宜居乡村发挥示范作用。
宁波的总体文化特性由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的结合所构成，这是宁波在中国乃至东亚区位、生态和历史所逐步造就的，确定了宁波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性和其自身的地域独特性。对此的认识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地方形成文化自觉的关键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是一项国家公共文化事业，也是地方的文化建设，兼顾这两个层次的目标才是最好的保护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工作如果能够同时具有对于这两个整体的代表性，那是最理想的。这无疑是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践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
刊于：《中国文化报》2016-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