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辛店老镇是一个历史悠久、多种文化特色汇聚的北方古老小镇，却因为种种原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尴尬地多次“遗忘”，成为如今生活设施落后、满目荒夷的棚户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决定改造棚户区。改造在即，丰台文委的领导们很是敬业和专业：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造，悠久丰厚的老镇文化该如何保护和传承？于是，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受文委的委托，进行关于《长辛店文化与历史》的挖掘，以及《传承与发展——长辛店老镇文化保护与利用研究》的专项课题研究。
是在2016年春的一天，受丰台文委白晓波老师的邀请，我和李春园老师第一次在丰台文委的办公室，见到了文委的史文彬书记，给我留下深深印象的，倒不是史书记温文尔雅的谈吐和气质，而是他坐在那儿如数家珍般地列数长辛店的不下十种文化形态，语气间尽是对老长辛店深深的眷恋和热爱。这一点，令当时的我尤其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好好地完成。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决定老镇的气质和这里居民的行为轨迹。古镇的改造，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先行，自然是重中之重。因此，当文委把课题交到我们手里时，我们立即把它交给施爱东老师。施老师是社科院文化所的研究员，也是中心的专家委员会主任。早前我只听闻他很牛，读过他的很多文章，写得非常专业，读起来甚是过瘾。没想到借这次课题的光，跟随他一起调研一起讨论，才发现，他真的不是一般的牛！他简直堪称“文字的福尔摩斯”！
从2016年7月14日第一次去长辛店调研，到2018年6月29日正式出版，除去出版的这多半年，《长辛店文化与历史》耗费了施老师一年半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每次接到他有些兴奋的电话或是微信，必是与长辛店有关：或是他又在浩如烟淼的古文献中发现了一点关于长辛店大街开辟的真正时日，或是他又发现“长辛店”与“泽畔店”的历史命名误会，等等。他像一个正在解开千年谜团的侦探一样，孜孜不倦地求真探索、挑战权威，不放过一点小疑惑，在研究中只相信原始材料，一次次地证实某些问题的转抄讹误和“指虚为实”的“知识生产”，从诸多现代的古代的书籍中，按词索骥，顺藤摸瓜，推导思辨，最终将长辛店老镇的历史与文化理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如今，《长辛店文化与历史》一书已经正式出版，这本书凝结了施老师深厚的学术修养和五百多天的精力，也凝结了丰台文委和长辛店各位领导和长辛店人对长辛店的热爱（书中的后记对此有详细描述）。如果说施老师是文字的福尔摩斯，那么文委和长辛店领导们便是实践层面的福尔摩斯。当福尔摩斯们组团走进老镇，长辛店的事，就成为大家伙儿的事……
两年的全程参与，我由衷地以为：当福尔摩斯们走进古镇，一定是古镇的幸运！
“欲读施书，先品后记”，这大概已经称为民俗学届“施迷们”的定论了吧。本书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张玮
长辛店的事，是大家伙儿的事
施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本文系《长辛店历史与文化》后记
提起长辛店，只要在中国学过中学历史的，可说无人不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长辛店则是大罢工的风暴眼。
长辛店这么有名，距离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到19公里，可是，在我的朋友圈中，去过长辛店的人极少。网上搜索长辛店信息，多是长辛店人的自我介绍，或是京城文化旅游爱好者的感旧之作。之所以说“感旧”，是因为每一个来到长辛店的游客，都会惊讶于“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了”，人们很难想象离着天安门这么近，会有一条宛如20世纪乡村集镇的五里长街。
不过，更多的长辛店人对于这种“旧感”似乎并不满意。百度搜索“长辛店”，页下的“相关搜索”中，最显眼的信息都是诸如“长辛店棚户区改造”“长辛店拆迁”之类。大家都在盼着长辛店改造工程早日付诸实施。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辉煌传统的古镇长街，既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又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既要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又要延续古镇历史风貌，既要保障居民生活稳定，又要打造休闲旅游产业，谈何容易！
可是，再难也得一步步做呀。从丰台区文化委员会的角度来说，赶在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和旅游开发之前，挖掘、整理和抢救日渐消逝的故事、习俗、手工艺、老物件、老街区，做好“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大概是最迫切的工作任务之一。
张玮代表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把课题接下来了，然后又把课题交给了我。于是，2016年7月14日，在丰台区文委白晓波老师的安排下，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李春园、张玮，还有刘魁立老师和我，第一次来到长辛店进行洽谈和考察。长辛店方面负责接待我们的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范爽，一个非常具有女性亲和力的低调、务实、干练的政府官员。在后续的调查中，她为我的调查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毫无保留的帮助，有时甚至动用自己的私人交情、借出自己的私人藏书。
丰台区文化委员会、长辛店街道办事处、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三方相关人员经过短暂的对接、洽谈之后，范爽就把我们带到了尹喜军的“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室”，一个院子，几间平房，大厅门前有副趣联：“一砖一瓦一景一物物物吾传承，民宅民风民情民俗俗俗诉历史。”
说到这里，还得停下来介绍一下尹喜军。尹喜军生于1961年，现在是长辛店街道合成公社区党委书记兼社区居委会主任，，也是长辛店民俗文化的义务讲解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从爷爷那辈就来到长辛店，家族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整整五代人生活在这里。尹喜军爱长辛店，就像热爱自己的父亲，也像溺爱自己的儿子。
2009年底，北京市启动“城南行动计划”，长辛店是棚户区改造的重点之一。当工作人员拿着尺子开始挨家挨户丈量房子的时候，尹喜军突然着急了。他害怕老房子拆了、老物件扔了、旧习俗变了、记忆没了，一夜之间生出一股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每当得知哪片街区要拆要改，他就会急匆匆地赶过去，劝说人家捐出或出售那些“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风俗老物件。刚开始筹建展室的时候，尹喜军将展品局限在“合成公社区民俗老物件”，2012年，在长辛店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展室名称升格为“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室”，展品也开始大力扩容。
有了长辛店街道办事处的鼓励和支持，尹喜军大张旗鼓地号召街坊邻居把家里不用的老物件都捐出来，向游客免费开放。他为所有的捐赠品制作了捐赠信息标签，甚至允许捐赠人在需要的时候取回自己的展品，有效地刺激了居民的捐赠热情。此外，他还发展了许多“线人”，不论社区志愿者、巡逻队，还是十里八村收破烂的，一有旧物线索，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尹喜军。这还不够，杜家坎之前有个鸽子市，是个民俗物品集散地，每到周末，尹喜军就去转转，倒腾些老物件回来。如此日积月累，展室的藏品很快过千，捐赠信息记满了5本笔记簿，《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媒体都慕名前往报道。尹喜军的目的非常质朴，他说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让下一代知道他们父辈的生活状态，通过跟现在的对比，知道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长辛店街道办事处和民俗物件展室都在周口店路的东侧。看完了民俗物件展览，我们还得小心横过这条车水马龙却没有红绿灯的周口店路，向西穿过狭窄低矮的胡同，才能到达与周口店路同为南北走向的五里长街——长辛店大街。当时正值7月酷暑，我们从闷热的胡同里一钻出来，瞬间就从视觉上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凉爽，眼前展开的是一条由两排大槐村对揖而成的绿荫长廊。阳光好不容易挤过浓密的槐枝槐叶，掉落在行人身上时，热力折损大半，只剩了温柔的光影。
街上的汽车和行人也是温柔的。这里根本不需要红绿灯，汽车温柔得像蜗牛一样。汽车开得越慢，行人越不拿它当回事；行人越不拿它当回事，汽车只能越发放慢脚步。街上见得最多的，是那些简陋的水果、蔬菜摊，或者陈旧的杂货店、廉价的小吃档。间插停靠着一些北京“城里”已经很难见到的三轮车、农用车、改装车，车上满载蔬菜或水果，把车侧挡板放下来，就是一个流动的蔬果摊。衣着仍是上世纪样子的大爷大妈们，或者推一辆单车，或者牵一辆购物小车，或者拎着塑料袋在大街上走动着。街边有人打着蒲扇下象棋，有人光着膀子喝啤酒，有人扶着单车拉家常，还有类似我们这种什么也不干，纯逛的看客。
范爽将我们领进一家“聚来永副食店”，一入店门，空气里满是咸香酸甜的酱油酱菜香油味，让人想起小时候的酱油铺，忍不住多吸几口。眼前是陈旧的玻璃柜台，地上是30多年前流行的水磨石地砖，头上是用电线吊着的直管荧光灯，店角放着一架嗡嗡作响的旧电风扇，柜台上全是极简包装的调料和即食货品。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个巨大的酱油缸，以及缸盖上大大小小的几个提勺。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进行拍照，张玮说：“黑白处理一下，就是一幅老照片。”
刘魁立老师则对曹家口街口补锅补盆的黑白铁地摊最感兴趣。补锅补碗补衣服，这些曾经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手艺活，如今都成了希罕事，不光北京城见不着，即使在我的家乡小县城也难觅踪迹，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停驻在长辛店人的生活当中。据尹喜军介绍，以前还有个绰号叫赵锅盖的，做木桶不用尺也不用钉，用木板一块块对，对成一圈，拿铁线一箍，加块桶底就做成了。这老街老屋和老人，看起来都很简朴，可谁知道在这神秘的简朴后面，还藏着多少无人知悉的故事。
我忘了那天的行程是如何结束的，回到家，我打开“百度”搜索信息，粗粗地补习了一下长辛店的历史与文化，于是，知道了火神庙与“二七大罢工”的关系，知道了长辛店作为京城西南咽喉要地的重要性，知道了五里长街五教共存的和谐风貌。可惜的是，网上的历史文化信息，全都是互抄互转的快餐文字，数量虽多，真正有效的信息却很少。
幸运的是，丰台区文委对这个课题极为重视，为我的资料准备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话说到这里，得让史文彬书记出场了。史文彬这个名字想必读过近现代史的人都很熟悉，长辛店最著名的工人领袖，“二七大罢工”主要负责人之一。但是，我要说的这个史文彬，却是丰台区文化委员会的党组书记，没错，跟工人领袖史文彬同名同姓。两人的政治生涯都跟长辛店有着密切关系，历史上的史文彬曾经担任过长辛店工人党支部书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当代的史文彬也曾担任过长辛店街道工委副书记、长辛店街道办事处主任，真是惊人巧合！
史文彬对长辛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对长辛店的历史、文化、现状、人事等等了如指掌，对这个课题也非常关心。有个内行的领导重视，既是好事也是麻烦事。好事是他会创造条件给你提供诸多工作便利。比如，当我为宗教文化和军事文化找不到合适访谈对象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不仅一下就想到谁是最了解情况的最佳访谈人，而且能迅速找到这些访谈对象的联系方式，马上对访谈事项作出安排。但是，麻烦也在于他太了解长辛店，所以在我的初稿、改稿、定稿、再定稿完成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让张玮通知我到区文委去“讨论”，一次又一次地指出疏漏，提高要求，硬生生地逼着我将不到20万字的初稿补充到了30多万字，几乎增加了一倍篇幅。更要命的是，每次“讨论”都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他不仅要喊上长辛店的范爽，还要拉上许多帮手，诸如文委的韩天顺、胡丽、白晓波、张乐洋，以及文物所的麻莉莉、文化行政执法队的霍宇宁等等，每次都搞车轮战，大家挨着个提意见，美其名曰“打造精品”。在我的“最终定稿”完成之后，出版社已经印出样书了，史书记又请出区党史办的党史专家、长辛店镇的民俗专家帮着把关，其中张国庆先生和刘博忠先生还为本书补充了几则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
白晓波老师是区文委“长辛店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保护”项目的具体负责人，从头到尾的每一次对接、讨论和集体调研，他都精心组织、全程参加。印在本书的资料图片中，就有他的身影闪现，可惜出版社排版时把图片制得太小，要从图片人物中找出白老师，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事。白老师是军人出身，在长辛店军事文化的调研中，明显可以看出他的兴奋劲，我们一行调研小组，从他嘴里学得不少军事文化知识，有些知识已经体现在本书的写作中。
说到军事文化，我要特别提一提北方车辆研究所退休干部张玉民老师。在白晓波和范爽组织的一次“长辛店历史文化调研座谈会”上，我发现张玉民老师在谈及历史事件时，总是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我直觉他是个有故事的人。经过多次私下交流，经过北方车辆研究所保卫部门的同意，张老师终于答应在北方车辆研究所家属区跟我做一次单独访谈。事后证明，有关军事文化的调研是最独特，也最令人难忘的。说是单独访谈，其实是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尚主任的办公室，全程当着尚主任的面进行的。张老师严守保密规定，只给我带了一些经过保卫部门许可查阅的所史资料，而且只能看，不能拍照也不能复印。在我的请求下，张老师经过请示，特许我手抄部分资料。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抄点内容，我鬼画符般把字写得飞快，比如“问题”，我只是在“门”字内画个“T”，“文化大革命”我就写个“文～”，反正只是自己看，能简尽量简。
访谈结束，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尚主任说，还得把我的抄件拍几张照片，发给保卫部审过才能带走。不料，保卫部看过照片之后不认账，要求我做成电子文档，他们要发给专业人士进行再审查。难道是我的字太潦草，他们担心我使用代码抄走什么机密内容？尽管尚主任帮着我一再解释所抄内容全是所史资料，只有事件信息，没有涉及任何技术内容，但是保卫部坚持要走程序。当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我哪来得及做成电子文档？这时，尚主任表现出了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主动提出我把抄件留在他那里，由他来替我将抄件录成电子文档。我只好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
事实证明，我那些鬼画符般的文字真把尚主任坑苦了，为了辨认文字、正确录入，他只能不断地寻求张玉民老师的帮助，光是录入的时间，断断续续大概耗掉尚主任近一个星期。然后是保卫部漫长的审查，这个时间大概用了半个多月。在我以为也许永无结果的时候，2017年7月17日上午9时，尚主任给我一条微信，告诉我抄件通过审查，让我去取。因为时间隔得太长，当我拿到审查后的抄件时，已经无法分辨这份抄件与我的原始抄件之间到底有没有出入。也许，聪明的保卫部同志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用时间删除我记忆中那些不该记住的内容吧？
其实，课题结项之际，应该感谢的朋友还有许多！比如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玮，每次在长辛店或者区文委开完讨论会，她都会坚持开车送我回家，所有公对公的业务对接，都是她和李春园出面洽谈的，省却我所有的事务性工作。张玮过誉的尊重和关心，让我有了“专家”的荣耀感，但也增强了我的羞愧，刺激了我专心于课题的精气神，生怕对不住她说的“鼎鼎有名”。又比如长辛店街道办事处的彭艳玲，是个令人很有亲切感的女孩，我每次去长辛店，都是由她带着到街道办事处食堂就餐。后来她休产假，我就不去街道办了，或者在街上吃，或者买点干粮，边逛边吃，每当此时，我都在默默祝愿她早生贵子，早返工作岗位。再比如区文委的张乐洋，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不厌其烦地带我去区图书馆借书、帮忙复印、搜罗资料图片、催要官方数据，历次讨论会都是她在负责电脑调试、订餐泡茶。还有，专门为了本课题而举行的几次研讨会上，军事界、宗教界、文化界、二七机厂的朋友们毫无保留的悉心指教，都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大家对长辛店的热爱，对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对我本人的友谊。丰台区民族宗教办公室曹燕枫主任有句话说得好：“施老师做的事，是长辛店的事，也是我们大家伙儿的事。”所以说，这个课题能够顺利完成，真的是集合了“大家伙儿”的时间、精力和智慧。
接下来，还得说说我自己与长辛店的亲密接触。我住在石景山，距离长辛店北关刚好十公里。刚接下课题那会儿，共享单车还没登陆北京，但是我们小区附近有两个“北京公共自行车网点”，从小区骑上单车，到达长辛店北关的时间，基本可以控制在40分钟以内。我喜欢骑车逛长辛店，这与其说是为了调查，不如说是为了锻炼，或者休闲、逛街、购物。专项的民俗调查我已经交给社科院的两位学生了，生活习俗与手工技艺调查交给了马千里博士，宗教习俗调查交给了黄乾雄硕士。马千里很努力，带着相机和录音笔去过好多次，可惜我们没在长辛店偶遇过。
长辛店的农副产品，价格总是比别处低得多，石景山六块钱一斤的香瓜，在长辛店三块钱就能买到。同类的日用品价格，长辛店也比别处略低，我家小区旁边的批发市场十块钱一把的衣架，我觉得很物美价廉了，可同款衣架在长辛店开价八元，七元就能买到。长辛店真是很适合我这种节俭客家人的品味。在大街中段有一家烤肉店，店家除了烤肉串，还烤羊排，一个巨大的露天烤箱，上方架着一整块的羊排，壮硕的老板娘一边干活一边吆喝，一边转着烤架，油滴在火上，滋滋作响，十分钟不到就能烤熟一块。我每次只点一两个小菜和小吃，干坐着看老板娘干活，从没吃过她的羊排，也没问过价钱，羊排太大了，须得三五壮汉与啤酒共享。
街边有许多二七厂退休老人，当他们不下棋不打牌的时候，是很好聊天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口才也不差，关键是热爱聊天。可惜的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我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考虑到1949年以后的史料太多太杂，而且很多史料尚未公开，我将文史钩沉的重点放在1949年以前，但这些退休工人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老长辛店人，他们对于1949年以前的知识大多是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别人那里零星听来，加上各自想象，舛讹牴牾，史料价值不大。每个人最爱讲、最能讲、讲得最多的，都是与自己个人生活史相关的见闻录。于是，我们之间的聊天就是纯粹的无目的聊天。我脑袋里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长辛店历史与文化”应该分两部分编写，1949年之前一部，以文献为主；1949年之后一部，以访谈录为主。
囿于时间和精力，我把课题的重心放在1949年以前，以文献钩沉为主。长辛店虽然大名鼎鼎，但是从来没有人为它编过一部专志。与长辛店有关的资料，都散见在各种诗文笔记和报章杂志里，要从浩瀚的文献中爬梳出有用的记载，可真是大海捞针。好在最近几年各种民国书刊数据库纷纷上线，我们可以借助数据库进行搜索排查，从中打捞信息，集合组装，重构长辛店的辉煌历史。说到数据库的使用，我得感谢吴真女史的大力协助，她是我所熟悉的亲朋好友中最擅长使用海内外各种数据资源的大学“青椒”，她不仅指点我什么资料该用什么数据库，还负责教会我如何注册、如何使用。
可是，即便使用了数据库，省却了迷漫的爬梳，跳出来的“相关结果”之数量，仍然令人望洋兴叹。仅以“读秀”一个数据库为例，键入“长辛店”之后，“相关条目”即可多达四千余条，其中大多数条目是重复或部分重复的，但如果不打开条目网页，你就很难断定该条目是否包含有效信息，因此，大部分网页都需要一条条点开查看。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几乎每换一个数据库，都要耗掉我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把全部可用的数据库搜完，小半年时间就过去了。
从数据库中搜到的信息，并不是拷贝出来就能用。许多古籍都是PDF扫描件，漫漶不清，需要仔细辨识、反复校点。而我对于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并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关键之处还求助过我的同事。书中最关键的《敕建永济桥记》的释读，就请我的同事，著名文献学家刘宁帮助定谳。刘宁为了保障释读准确可靠，找准永济桥的具体位置及其与长辛店大街的关系，甚至主动提出跟我一起去长辛店实地考察，这种严谨负责的学风尤其令我敬佩。另一位需要特别感谢的同事张剑，也是著名文献学家。由他整理、校点、馈赠予我的《翁心存日记》和《翁心存诗文 》，是我最早用到的与长辛店相关的古籍文献。阅读《翁心存日记》，并与张剑交流整理体会，让我开始领略到长辛店作为九省御道、京畿咽喉的重要地位。
2016-2017年，我的主要时间几乎都在长辛店上。所谓“日久生情”，大概是说，你在其中浸淫的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对他产生感情。我对长辛店就是这样。人生如此短暂，有效工作年限更少，花费两年时间真的很奢侈。长辛店简朴、随意、散漫、自在的风格，与现代都市截然不同，但却是我所喜欢的。写到这里的时候，真恨不得立即出门，奔赴长辛店，买几斤香瓜，吃几支烤串，或者，咬咬牙，有钱任性，点一次老板娘亲手烤炙的大羊排。有些念头一冒出来就会使人激动，人一激动就想抒情，可是一抒情就不像个学者了。打住！
2018年3月31日
——施爱东
书讯：
《长辛店历史与文化》
施爱东 编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