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干和枝丫被风的手摇来晃去，像一个个喝多了的行人。人字脊的黑瓦房和火柴盒似的白楼房，高高矮矮，错落无致，怕冷似的挤在一起，千百年以来，自然形成了这村子那湾子。每个村每个湾都有一个名字，比如村里代姓多，就叫代湾，黄姓多就叫黄湾，也有不以姓氏起名的，比如我们湾叫九湾，至于为什么这个叫法，已经无从考据了，再说也没有考据的必要，叫了几百年了，这样很好。

远远近近的村子失去了绿色的庇护，裸露在冬天里，一览无余，乌黑的是旧瓦房，亮白的是新楼房。隔开各村各湾的是露出灰土的田地，田地一块一块，样子没有规则，有高低，如果落一场雪，就漂亮了，不讨人喜欢的颜色全部消失，天地之间只剩下一色白，莽莽苍苍、浩浩荡荡，白得所有人眼眯成一条线。我印象中，乡村的日子是用颜色来界定的，春绿，秋黄，冬白，晴亮，雨黑，阴灰，婚红，丧白，真是五颜六色。

临近年关，外出的人都回来了，一年到头安静得有些寂寞、寂寞得有些萧条的乡村景致也有了热闹的生机。年关的日子，总是见不着太阳的，天空是铅灰色，像一幅压抑的画，压在人心里，但人们并不抱怨，这样的天才是过年的天，这一切灰暗压抑的调子，都是等着年三十那一刻高潮的来临，鞭炮、烟酒、鱼肉、笑声，村子里所有人的心在那一刻温暖和敞亮起来。

这画面，是我千里之外的冬日故乡，江汉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子。

在外多少年，每到年关，我便开始计划回去，安排行程，想方设法弄车票，备礼物，忙得很开心，多少年都是如此。天塌下来也要回去，如果哪年不这样，浑身上下不舒服，心不在心窝子里了，魂不在身子里了，它们哪里去了呢，已经去到我的遥远的江汉平原上的九湾里去了。我说不清为什么这样，就像我们得了一种病不知道得病的原因一样，如果想回老家这是一种病的话，就是人们所说的思乡病吧，反正我是病得不轻了。

每年都是如此。除夕前几天，我总要赶回去。“春运”的潮涌，也是年年如此。

我在汹涌的人潮中犹如一片树叶被裹挟两天后，终于落在故乡的土地。尽管这土地雨天一地泥，晴天一地灰，我仍觉得亲切无比、踏实无比。推开门的一瞬间，母亲很高兴，父亲很高兴，全家都很高兴。千难万难，这几天都要赶回来的，只因这里是故乡；千苦万苦，这几天过后都要往外走的，只因外面是梦乡。故乡是根，梦乡是云；云飘来飘去，是各自的天；根永远在那里，是同一片天；人的一生，注定了在根和云之间奔波穿行。

每次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母亲都会来到我的床前，我靠在床头，捂着被子对付寒冷，母亲坐在床沿，照例穿着不多。母亲问这问那，说这说那，说村子里的这人那人，说村子里的这事那事，说东家长西家短，说前村白后村黑，说现在，说过去，说过去的过去……

那一刻，是我在世上拥有的最幸福的时光。

母亲不停地说，我不停地回忆。有些人有些事说了好多遍。总是说不厌。

母亲今年六十三岁，耳聪目明，身体健朗，一辈子粗茶淡饭，一辈子田间劳作，一辈子未曾离开过村子。我离开村子，离开她，从十二岁开始，到镇上读中学，到外县读师范，到省城读大学，到离她千里之外的榕城工作，无论我这只风筝飘多远，线都在母亲手中，她扯一扯，我就回来了。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母亲在，我还是远游了，但我做到了孔子说的“游必有方”——告诉父母去哪里，为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

我的乡愁是什么呢？我想，是对母亲的挂念，她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朴素的人生道理，我是她的影子。要是她哪一天不在了呢，我的乡愁还在吗？我还会一次次归来吗？我想，还在。还会。到那时，我的乡愁是埋母亲的那片土地，土地边上那片永不干涸的湖水。

想来也真是奇怪。

我出生的村子湖水萦绕，湖就叫石家湖，长年不倦地波荡着絮语。水是清澈的，春来水里招摇着油油的水草；一到冬天，枯瘦的河上只剩几只戏水的野鸭，觅渡的船只像一位咀嚼回忆的孤独老人。

稍大点到镇上求学，没想到学校就在汉江畔。汉水中流，波浪把水中的建筑和翠树摇得像晃荡的秋千。夏天的晚饭后，我们也做一回汉江的浪里白条，洗却一天的郁闷也洗却青春的懵懂。

后来我读大学的城市有江城之美誉，不仅长江越城而过，而且还有可与杭州西湖媲美的浩淼泓澄的东湖。在桂子山头枕着长江的涛声，总是难以成眠，朗映万物的江水，会把我的心事泄露出去吗？再后来，也就是现在，我到了东南沿海之滨的榕城供职，哈达似的闽江流经这座城市。城市如一位顽劣的孩童，不知倦怠地沿江奔跑撒野，闽江在为这孩童濯足洗脸的岁月中，便享有了母亲般的尊严。

看来，我的生命注定要与水“相濡以沫”，与水成为一世的邻居了。可是与水为邻，心事总被卷起的浪花溅得湿湿的，而乡愁，是染湿得最多的一片。

我用回忆记下这点人和事，一是证明我的回忆没有喂狗，二是证明我曾经在这里活过。

转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