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那个村庄叫深塘冲。整个村庄三面环山,地形像极了一只豁口的铁锅,七八栋灰不拉叽的土砖房鸟屙屎一样分别粘在锅的底部、中部和锅边沿。豁口的地方朝南,狭仄处挤出—条小路直通贺家里村,如果把豁口的我们叫驼背树下的地方堵上,还真像口深鱼塘,这大概也是我们村名字的由来吧。我们村很小,只有李黄两姓,人丁鼎盛时,全村捆起来也不足60人。搞集体时,我们村和下面的贺家里村合起来组成一个生产队。有一年,贺家里村的人和我们村的人不知什么原因闹起了矛盾(其实,他们一直就看不起我们深塘冲的人),他们便借题发挥,口口声声要把我们这颗“老鼠屎”拿出来。别看我们村人少,但志气一点不短,分就分呗,谁养活了谁呀?于是,我们便独立了出来,成了一个新的生产队。
那时,我们村庄里的人很少出远门,没有谁见过什么大世面。黄正明被大队派往邻县的文竹修了几个月的铁路,回来就把它当资本,跟村里的人吹嘘了好些年,而后来他也老实坦白,其实他自己连火车屁股也没见过。村上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不像下面贺家里村还出了两个赤脚老师。村里李老六念过两年私塾,稍能识文断字。但走的却不是正路子,学了收魂打白虎那门手艺,经常在外面骗吃骗喝。他的手下兄弟李老七年轻时在“共大”读过一年医学,本还可治些拉肚子打臭屁之类的小疾,但他这人脾气暴躁耐不得烦。村里人有病也不愿请他看,最后也就没什么动静了。等他哥李老六死后,他也改了行,早晚在家里焚焚香敲敲木鱼。我们村全是冷水田,种不出好庄稼。在我的记忆中,村里家家都很穷,每年青黄不接的荒月时分,队长李龙元就带着村里的男男女女,挑着箩筐爬山过坳到那个叫铜锣湫的生产队借谷子吃。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铜锣湫的人还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别看我们村细,人少,但鬼多,似乎一天都未安宁过。为你家的狗咬了我家的猫你家的鹅糟了我家的秧之类的琐事儿,村里人经常闹得地动山摇,每次放学回家我常常人还在驼背树下,就能听到他们相互尖刻的斗骂声。还好,吵归吵,闹归闹,等气消了也就什么都没了。我祖母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只带着我父亲过日子。祖母本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加之嘴也木讷,有理说不出来,所以每次和别人吵架,结果总是她输得一塌糊涂,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落荒而逃。这种状况,直到我母亲嫁过来之后,情况才稍有变化。但是,祖母和母亲之间却一直合不来,我从未看到过她们像其他人家的婆媳那样有说有笑过,一直到我祖母死去。在这一点上,我对我母亲至今还耿耿于怀。
村里前些年才架上电,那时,没什么电视看也没什么娱乐,整个村庄就我家一个“红灯”牌半导体夜里“嘤嘤嗡嗡”地响着,全村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像潭死水。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大概要算公社在我们村隔山的牛塘窝里建了个堆煤场之后。当时,公社在我们村的山后开了个叫烂木桥的煤矿,山高路险,矿里挖出的煤不能直接用汽车载走,得靠板车先运到山下的堆煤场,然后再装车运出去。拖板车运煤虽是苦力活,但多少有些钱赚,于是,附近好几个村的男人都在我们山后拖板车运煤搞副业,我父亲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因为就近,这些卖苦力的男人经常到我们村里人家借瓢水喝,借个火蒸饭,板车坏了借把锤、锯子什么的,无形中,我们便也认识了很多外村的人。尤其是后来那一班浙江人驻扎进了牛塘窝里的堆煤场后,我们村更是 热闹了。夏天的晚上,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我们村的晒坪上乘凉,冬天的晚上,他们挤在我们村人家的火塘里煨火。我父母对那班浙江人总是客客气气的,遇上有好吃的,还会给他们留着点。我至今记得有个借住在冬梅家烂屋里的浙江人老郭的老婆(我们叫她郭妹感动得老郭夫妇热泪盈眶)。后来,烂木桥煤矿连连出事,加之煤也挖光了,那班浙江人也就走了。他们刚走的那阵子,我们全村人的心都空落落的。
村里有个风俗,但凡满了五十岁的人,都开始准备给自己考虑后事。他们会拿出多年的积蓄,买回来上等的柏木,请木匠给自己做棺材,做好的棺材过了伏后,又请漆匠把棺材漆好,然后架在堂屋的角落里。他们那种面对死亡的淡然,现在回想起来让我惊讶。但有时,死神的提前预约,也会让他们措手不及。记得有个“双抢”时节,我从师范学校回到老家过暑假,正呆在后屋里看书,突然听到有人喊“出事啦!出事啦!”便奔出门去。出得门来,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起先还好好地在烈日下耙着田的黄光荣,突然间就倒在了浑浊发烫的水田里,而那条老黄牛还立在原处“哞哞”地叫着。等闻讯赶来的乡亲把他从水田里捞起来,再抬到我家门前的歪脖子枣树下时,发现他已经断气了,他的老婆和六个儿子全哭得死去活来。掐指一算,黄光荣才四十六岁,他的六个清一色的儿子还全未成家,小的才六七岁,他当然来不及给自己置办棺材,入殓时,他用的棺材还是借我祖母的。李老六也死得有些蹊跷。传说有一天黄昏他家里蹿来一只花面狸,他堵上门窗好不容易打死了那只花面狸,但第二天,他自己也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熬了一段时间后,也死了。后来有人说,这只花面狸是他当年做法事没安顿好的女鬼附身,将他缠住报复。李老六死时也只有四十八岁,棺材也是向别人借的。李老六家就在我家前面,中间只隔着一条水渠。他刚死的那阵子,天一黑祖母就把家里的门和窗全给关了,并在窗门上插上菜刀、剪刀,挂上镜子什么的,怕李老六死后走错了门蹿进我家来。想着人的生死无常。我的心里不由得掠过一阵阴影。
当我17岁考上某师范学校后,其实也就注定了我与这个叫深塘冲的地方将有着越来越远的距离。师范毕业后,我先分在了本县某乡办中学教书,继而混进了县里。工作的繁忙,生活的压迫,使得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偶尔回去,也是匆匆忙忙,很少在老家过夜。每次临回城前,祖母总拉着我的手不放,一直看到我走出村口,再从驼背树下消失。我知道祖母舍不得我,希望我在家多呆一点时间,好好陪陪她,但我每次总让祖母失望。当我后来生活稍稍安顿好,准备接她到城里来和我们一起住时,老天已经不给我这个机会了。2000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那是个我记忆中黑色的日子。那天,我在市里参加一个会,妻子打电话来说祖母突然吐血,怕时间不长了,要我赶快回去。我听了这个消息,不啻雷击一般。当我星夜兼程赶回老家深塘冲时,祖母已经因吐血过多,气若游丝,不能再说话了。冥冥中听到旁边的人说我回来了后,她只是艰难地把眼睛睁了一下,便又无力地阖上了,昙花一现般短暂。我坐在床头,掐着祖母枯柴般的手,禁不住泪流满面!过了两天,祖母走了。祖母停柩在堂屋的五天时间里,我天天陪伴在祖母的旁边,给她点香、装饭,看着祖母遗像上慈祥的笑容,想起她生前对我的好,我的心撕裂般地痛。祖母是我对老家最后的一脉牵挂,而今,祖母走了,那份牵挂也就云散烟消了。祖母的葬礼在我们村算是最隆重的一个,我在上海的妹妹和在广东的弟弟都赶回来了。我们把祖母葬在屋后的小山坡上,正对着村庄豁口的地方——因为那是祖母一直习惯眺望我们的方向。
去年,我在县城建了一幢新房子,我弟弟成家后,也把房子建在了镇上,我父母亲也和他们一块儿住,这样,老家的那幢老屋也就闲着没人住了,我们一家也算是彻底告别了那个叫深塘冲的村庄。新居落成搬家的那天,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我得去老家接香火。一个雾蒙蒙的冬天的凌晨,当我捧着祖母的灵牌和遗像,从老屋的大堂里一步一步退将出来,最后,父亲“吱呀”一声把那扇斑驳的大门轻轻合上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一个剪断脐带的婴儿,不由得“哇——”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