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愁的安放，我曾经引过一句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一个人只有离开家乡，才能感觉到乡愁，它是关于家乡的记忆和情感皈依。但是，在城市化时代，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家乡，可能就回不去了，就好像一个人离开原生家庭就再难以回去是一个道理。因此，当前的时代乡愁与古代的乡愁有着重大的差别。

现在人们提起乡愁，多指的是农村乡愁。乡愁使人回不去，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娱乐等方面，让人难以适应乡间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过若干年，这个问题会解决。特别是现在城市养老问题突出，养老资源不足，乡村经过适当的社区适老化改造，可能会成为养老的好地方。所以，到时候乡愁说不定也会变成“城愁”。

我这些年一直在探讨中国社会建设的独立品格，着力去发现民间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我认为，中国社会自主性是乡村建设持续存在、从宋代以后到民国时期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自主性集中体现在社区自组织的持续发展中。从历史上看，社区自组织往往表现为平民家族建设、社区乡约建设、义庄、义田等制度探索，但是它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组织能力问题。所以，我研究过宋代以张载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主要看家族、社区、义庄等制度的近世起源；研究过王艮的泰州学派，考察商业社会发展后，儒学平民化的过程及这个过程对于社会自组织的影响。

然后就是考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整体换代，过去的乡绅基本不起作用了，城市知识分子承担起乡村建设的任务，这是中国现代乡村建设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有过渡性，他们在知识上、方法上是新的，但是灵魂上是旧的，还有乡愁，还要回到农村。晏阳初他们强调以良知去支配行动，改造乡村；认为人都是平等的，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强调要从群众中去发现他们能动的力量，让他们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发展在其中；认为对群众进行教育，应该简单、简化、切合实际需要。这些都是阳明心学的思想。

当前知识分子中间正在兴起走向乡村的大潮，我接触了几个方面，如乡村文化保护者、乡村儒学的实践者、社区支持农业的促动者，他们都是很有热情的人，也创立了不少社会组织。我也跟他们其中的部分人士有过一点交流。目前，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能量很大，社会平稳发展，他们应该能做出比民国乡村建设更大的事业。

不过，在这中间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去除百年来形成的贱农意识，这是张玉林教授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张玉林教授认为，百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工业、城市、工人为上等，以农业、农民、农村为下等的观念，这种观念要从根子上去除。二是要注重农村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组织建设，农村没有自己的乡村领导者，这是很危险的。农村的干部资源非常短缺，有能力的人都进城了，所以此时政府应该作为公共品供给的主体，通过党群组织、合作组织的普及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逐步培养，并给予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出路。

这两个问题的背景是，城市化、工业化从农村抽取人力资源，农村要发展就必须培本固元，在思想上、组织上去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做好内与外的结合，城市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再去发挥作用，功效会大一些，单纯依靠城市型的社会工作，在农村吃不开。

关于乡村空心化的问题，要辩证地来看。乡村空心化是建立在一个农村人口特别庞大，农村、农业承载力已经难以应付的客观实际上。现在我们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在加速，这本身是一个好事，空心化恰好说明减轻了农村承载量。空心化当然也存在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城市化过程不完善，受到户口限制、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城市承载量的制约、城市自身保护意识的制约，农村剩下老弱病残人口，导致农村失去了生机。

因此，我建议大力完善城市化、市民化措施，以人为本，保护家庭的完整性，给予移民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完整家庭进入城市。但是这个过程城市也很痛苦，这要看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城市规模、城市治理思维的开放性。现在这种设想近乎有点空想，可以说城市化发展越快，农村的空心化发展越快，因为优质劳动力资源在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劣质劳动力资源才被弃之于农村。

其实，乡村危机的根源在于乡村自主性的丧失。在乡村成为基层的情况下，资源不断服从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需要，被抽离，乡村危机是必然发生的。这种情况的扭转需要体制解决，真正做好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

作者： 宣朝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刊于：新华日报